我去过的所有城市都有那么一个公交车站叫做少年宫。我不知道那些个少年宫现今是不是还站在老地方，发挥它们原有的功效，有没有成为一个消失了的口头习惯，躲在立在崭新的商业中心前那一孤零零的站牌上的字里行间。少年宫其实是一公家的设施，和邮局，火车站，市政府一样的性质。我相信这是苏联输送来的众多观念之一，连名字都泛着一股翻译过的味道，而且共产主义国家都时兴过。还记得当年 没头脑 与 不高兴 计划兴建的，也是那么一个地方。用现在的话讲，少年宫，就该叫做课外活动中心了吧？
没有小孩子的少年宫就像没有动物的动物园，名不副实。我对它残存的记忆就是红地毯，很多悬空的楼梯和许许多多排队的小学生，甚至更小一些的孩子，像一群被赶到一起的鸭子，不时有几个脱离队伍，横冲直撞。孩子虽然不少，可是家长更多，自动分为一个个小圈子，探讨着各自的教育经验：这个说对牛奶过敏该怎么补，那个说美术班来的新老师是中央美院退下来的，还有几个东张西望，生怕让自己的宝贝疙瘩脱离视线。教室里挤满了在上课，是素描，是水彩，是书法象棋，还有舞蹈戏曲，门外了也站满了拿着小本子记要点的大人，回家三天两头给孩子温习一遍。我第一次去凑这样的热闹时，大概有四岁多吧，说是要培养兴趣，其实是为了争取上当地最好的小学增加点筹码。一开始学跳舞，我那时候喜欢闹别扭，被老师说了两句就开始赌气了，不理人，每次都是泪眼汪汪地被牵着回家，在门口被训。后来改学画画，最后忘了为什么停下了。
小学三年级起，社会风气兴学乐器。什么东西只要瞄准教育，就像号称提高智力的罗非鱼，绝对畅销。学音乐第一陶冶情操，第二锻炼协调性，第三可以算特长加分，简直有百利而无一害。一夜之间，小学生们倾巢出动，扑向琵琶古筝，吹起长笛小号，摆弄起葫芦丝大提琴。我有一表亲习电子琴而不遂，在家长的循循诱导之下，我便连他的家当带老师一同继承了。
我的手不大不小，手指不长不短不粗不细，再加上我没有什么天资，可也不是愚鲁之辈，起步还算稳。一开始，每次去见老师，他再三嘀咕加比划，指尖要像小钉锤，敲下去敲下去，不要按。这个连我婆婆都学会了，每次我脚下踩个凳子练琴也在旁说小钉锤小钉锤。电子琴有一大好处，没电就不响，有一次停电之后，我连着一个月都在期盼着变电站出点什么故障。
过了一段时间，鸟枪变炮，电子琴变真琴了。大人们开会讨论之后决定，要学就的正正规规的，老师也换了音乐学院的专职老师，私下赚点外快那种。这个女老师可厉害，手里拿着把尺子，我的手型不正确就啪一声打一下。
那两年时间好像凝固的果酱，不会流动，我现在往回看只能见到一个切面，而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我学会了：
把盖着钢琴的布胡乱地揉一阵子，制造出点混乱，大人们回家后说你这丫头练了琴又不收好。
在膝盖上摊本小说，手里随便地出几个音，厨房里的人问你这啥噪音阿，我说我在练习视谱，头也不抬一下。
还琴之后（奇怪极了，我们那里去见老师就这样叫，好像借了什么一样），根据老师评语好坏在大人那里折换烧烤。
讨价还价：00，今天每条曲子得练10遍。昨天练了十二遍，今天就五遍吧？我说十遍！七遍？？就是十遍。八遍可以吗？
就算是我坐在钢琴前，乖乖地重复练习的时候，眼睛也还是瞄着平时都看不见的小鸟小花。
小学五年级搞文艺汇演，需要钢琴伴奏。那时候我最喜欢我的音乐老师，高高的个子，卷的头发，身上香香的，腮边还有一颗美人痣。她姓胡，可是她那又大又圆的眼睛让我一直叫她虎老师。我当时是个么单纯的小孩阿，才会以为自己还没考级的水平会被人家挑上。所以当虎老师委婉地告诉我说这个差事已经安排给了个已经过了八级的同学，我长久地处于那么种不可置信的状态。可以说那是我第一次受到来自社会的打击，小小的自尊心裂成了八瓣。
那天我是怀着悲愤地心情地弹着我那瘸了腿的小步舞曲，嘣擦擦，嘣擦擦，摔一跤又爬起来。
再后来我就要出来了，最后一次去见老师时，心早就不在琴上了，我想我要考虑和谁谁告别，和谁谁留联系地址这些更重要的事。钢琴折价卖了人。
出来后想不到又把钢琴重新捡了起来，可是如果这要说，也应该在另外一个故事里了。
拜厄，大小汤普森，车尔尼599，849，299，布革缪勒，小奏鸣曲，巴赫二部创意曲，法国组曲。。。肖邦舒曼李斯特，海顿贝多芬莫扎特。。。无数琴童的成长史。。。。无数家长的奋斗史。
每一栋单元居民楼里，都会有一个日日苦弹巴赫，或者车尔尼的小孩。这些小孩里，总有一个，去华沙参加比赛，弹肖邦的钢琴曲，然后他得了第一名。要是他一直住在外国，也许他会像傅聪那样，让人们从他的肖邦里听出来李煜诗词里的哀愁和优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