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张爱玲在美国给四十年前的旧作,殷宝滟送花楼会,补了个后记。想来是对原作十分不满意,在集子的序里不忘强调:
另一篇舊作《殷寶灩送花樓會》實在太坏,實在太坏,改都無從改起。想不收入小說集,但是這篇也被盜印,不收也禁絕不了,只好添寫了個尾聲。不得不嚕蘇點交代清楚,不然讀者看到雙包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還以為我在盜印自己的作品。
我读了送花楼会的原文,并不觉得这故事有多么不妥,还是张式的短篇,写艳丽的女弟子和闷骚,渴望发掘被抑郁着的激情的男教授之间,说不准是什么事情的事。以现代流行的口味,说不定用词不够哀婉凄烈,有些段落里还出现了浪漫主义风格的咏叹调,不过那是parody,男主就是神神道道那么一个人。
不可否认的是,这篇故事的密度,的确要低于其它同期作品。这不是篇幅的问题。
也许她1944年下笔的时候心思并不在这故事上,也许她只是觉得那一刻自己窗外的风景格外讨喜,于是编了一个老同学来访的故事,好让她可以在转述之余,不动声色地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这一主一客面对的窗户。
“我房的窗子正对着春天的西晒。暗绿漆布的遮阳拉起了一半,风把它吹得高高地,摇晃着绳端的小木坠子。败了色的淡赭红的窗帘,紧紧吸在金色的铁栅栏上,横的一棱一棱,像蚌壳又像帆,朱红在日影里,赤紫在阴影里。口欧!又飘了开来,露出淡淡的蓝天白云。可以是法国或是意大利。太美丽的日子,可以觉得它在窗外澌澌流过,河流似的,轻吻着窗台,吻着船舷。太阳暗队去,船过了桥洞,又亮了起来。”
又或者是一个别的什么细节,比如是学生时期,集体浴室深绿荷花缸中,暗里瞟见的“一圈白脏”。不论是什么都不要紧的,写作的契机原本就是作者的一点小心思得了养料开了花。
如果你不是固执地要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说不准是什么事情的故事,其实她写什么都好看。
更何况,那四十年后添加的后记把那说不准是什么事情的事说破了。
“其实他们的事,也就是因为他叫她看不入眼。是有这种女孩子,追求的人太多了,养成太强的抵抗力。而且女人向来以退为进,“防御成功就是胜利。”抗拒是本能的反应名,也是最聪明的。只有绝对没可能性的男子她才不防备。她尽管可以崇拜他,一面笑他一面宠惯他,照应他,一个母性的女弟子。于是爱情乘虚而入--他错会了意,而她因为一直没遇见使她倾心的人,久郁的情怀也把持不住起来。相反地,怕羞的女孩子也会这样,碰见年貌相当的就窘得态度不自然,拒人于千里之外;年纪太大的或是有妇之夫,就不必避嫌疑。结果对方误会了,自己也终于卷入。这大概是一种妇科病症,男孩似乎没有。”
我合上书想了想,好像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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